华人世界白先勇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是十六世纪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呼唤解放的心声，却给十八世纪的《红楼梦》中林黛玉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一个是“吒紫嫣红开遍”，一个是“花谢花飞飞满天”；一个游园，一个葬花；一个是“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与生，皆非情之至也”的乐观轻松的基调，一个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绝望悲愤的情感……这两个有着相似的追求与强烈的情感的女性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安排！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这就需要我们从主人公或者说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寻找答案。
首先让我们看看诞生《牡丹亭》的时代——明朝，在人文思想方面，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他还说： “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另外，大家看看明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所说就可以知道明朝思想界的活跃和进步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 则君之师友也”。
黄宗羲明确地说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相反，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说臣是皇帝的师友。
然后再让我们看看满清的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而所谓的圣君明主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
通过这些简单的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杜丽娘和林黛玉（当然是虚拟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多大区别，这也是造成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